朱光潜先生论歌德的文艺观

 文/朱光潜

 （标题为编辑编加，正文略有删节）

歌德的文艺观中最基本的一条就是：文艺须从客观现实出发。爱克曼初到魏玛第一年（一八二三年），歌德就根据这个基本原则向他进行了多次恳切的忠告，劝他不要学席勒那样从抽象理念出发，而要先抓住亲身经历的具体个别客观现实事物的特征。特别是在一八二三年九月十八日的谈话里，他说：

“世界是那样广阔丰富，生活是那样丰富多彩，你不会缺乏作诗的动因。但是写出来的必须全是应景即兴的诗，也就是说，现实生活必须既提供诗的机缘，又提供诗的材料。一个特殊的具体的情境通过诗人的处理，就变成带有普遍性和诗意的东西。我的全部诗都是应景即兴的诗，来自现实生活，从现实生活中获得坚实的基础。我一向瞧不起空中楼阁的诗。

“……必须由现实生活提供作诗的动机，这就是要表现的要点，也就是诗的真正核心；但是据此来熔铸成一个优美的、生气灌注的整体，这却是诗人的事了。”

歌德与席勒

德文的“诗人”（Dichter）指一般文学创作者，不限于诗歌作者。这段引文除强调文艺应从客观现实出发这个基础原则之外，还提出了两个要点：

首先是特殊与一般的辩证统一。一个特殊具体事物经过诗人的处理就带有普通性，普遍性就是事物的特征或本质。歌德经常强调“特征”这个概念。他在编辑他和席勒的通信集时曾写出一段感想：“诗人究竟为一般而找特殊，还是在特殊中显出一般，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分别。”他还指出这就是席勒和他自己的分别所在，席勒从“一般”出发，创作出来的是寓意诗，其中“特殊”只是用来作为“一般”的一种例证；而他自己的诗作是从“特殊”入手，在“特殊”中显出“一般”，他认为这种程序才“符合诗的本质”。

一八二五年六月十一日他对爱克曼也说，“诗人应该抓住特殊，如果其中有些健康的因素，他就会从这特殊中表现出一般。”这“一般”就是普遍性，也就是“特征”或本质。在“特殊中表现出一般”这个原则后来经过黑格尔发挥，在马克思、恩格斯著作里，就发展成为“典型”的基本理论。马克思写信给拉萨尔说：“这样，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，而我认为，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。”这里强调的也正是歌德所指出的分别。

其次是文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。歌德认为诗人的任务是根据自然“来熔铸成一个优美的、生气灌注的整体”（即艺术作品），所以文艺对自然不应无所剪裁和熔铸，流于自然主义。歌德在一八二七年四月十八日谈话里说得最透辟。他根据对鲁本斯一幅貌似违反自然的风景画的分析，得出如下结论：

“艺术家对自然有着双重关系：他既是自然的主宰，又是自然的奴隶。他是自然的奴隶，因为他必须用人世间的材料来进行工作，才能使人理解；同时他又是自然的主宰，因为他使这种人世间的材料服从他的较高的意旨，并且为这较高的意旨服务。”

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。首先是经过诗人对自然材料加工而“熔铸成一个优美的、生气灌注的整体”，这是生糙的自然原来所没有的，所以歌德有时把艺术作品称为“第二自然”。其次，更重要的是诗人须有“较高的意旨，并且为这较高的意旨服务”，这就戳穿了“为文艺而文艺”的荒谬观点。我们说文艺应为政治服务，歌德反对这一点，他说的“较高的意旨”当然只能指诗人的理想，即他要从特殊中显出的一般、世界观和人生观。

他还说，“艺术应该是自然事物的道德的表现”，要求艺术所处理的自然“在道德上使人喜爱”。因此，他经常强调诗人和艺术家应具有伟大的、健全的人格和魄力，认为近代文艺的通病在软弱，其根源在于作家缺乏伟大的人格（一八三一年二月十三日谈话）。由此可见，艺术不但要反映客观现实，而且要反映作者的主观世界或内心生活，这二者还必须融会统一起来，成为“优美的、生气灌注的整体”。歌德在上引一八二七年四月十八日的一段谈话之后又说：

“艺术要通过一种完整体向世界说话。但这种完整体不是他在自然中所能找到的，而是他自己的心智的果实。

这种“心智”正是作者内心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。他具有这种心智，才关心到“较高的意旨”，才能使艺术成为“自然事物的道德的表现”。歌德所说的“道德的”指人与人的伦理关系，实际上还是“政治”范围里的事，但他所了解的“政治”是狭义的，即官僚政客们所干的勾当，因此他鄙视“政治”而重视“道德”，这是西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相当普遍的倾向。

根据他的道德观点，他要求美与善的统一，主张文艺所表现的应该限于健全的、光明的、对人类有益的东西，反对写消极的、软弱的、阴暗的方面，他反对雨果，就因为雨果爱写社会中的丑恶现象。这就抹杀了揭露性文艺推动变革的积极作用，对于资产阶级社会来说，就是歪曲现实，粉饰太平。不过他侧重健全、刚强、能鼓舞人心、振奋精神的文艺这个基本主张却是值得赞扬的。

《歌德谈话录》

[德]约翰·彼得·爱克曼 辑录

朱光潜 译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&雅众文化 联合出版